职员王长庚就因偷取中国财政预算案内容卖与日本而被发现，判处徒刑八年。
日本人窃取中国情报，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内奸，而且还可以靠外交官和武官身份，在中国境内四无忌惮地旅行，进行各项间谍活动。
由二月二日至四月十七日，中日两国共会谈二十五次。
其中，二月九日中国曾提出修正案，对第一、第二、第三号做出修正，对第五号的意见是“碍难商议”，日方则强迫中国全部接受，不放松半步。
三月八日，日方见会谈会谈仍无结果，日置益单独往晤曹汝霖，用恫吓的口吻说“会议拖延，使日本民不能忍耐，倘在数日内对于各重要条款没有满意的承认，恐发生不测的麻烦。”
这个时候，袁世凯已派出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在日本各界游说。传回消息，他在日本元老重臣间奔走，已收到了效果。袁世凯对有贺长雄寄以厚望，还是想拖一天是一天。
四月二十六日，置益提出了日方最后修正案廿四条，强迫中国同意。
与此同时，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空气顿形紧张万分。
中国方面在此紧要关头，于五月一日提出了一项最后修正案，静待日方答复。
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突然向袁世凯提出了哀的美敦书，限袁世凯于五月九日午后六时前，对日本所提的修正案，作满意的答复。
哀的美敦书是拉丁文ultiatu的音译。即“最后通牒”。一般是一国就某个问题用书面通知对方，限定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其条件。否则就采取某种强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断交，封锁，抵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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