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的自信，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种自信。
胡适对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但他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争论，在课堂上则大肆抨击，而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友谊。
正如一位老先生所说“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家辜鸿铭就不买胡适的账，他认为胡适号称治哲学史，但却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是硬充门面、画虎成猫、误人子弟。
而章太炎的高足黄侃也看不起留美的洋博士胡适。但这可不是唯一让他看不上的人，黄侃在上课的时候骂起同门师弟钱玄同来也照样毫不留情。以至于两人同时上课，因教室相邻，钱玄同这边听得字字入耳。连下面听课的学生都忍不住好笑，但钱玄同站在讲堂上若无其事。
当年就曾在下面听课的王昆仑回忆说“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陈独秀曾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其实，他更应该感谢蔡元培对他本人的爱护和包容。这位为呼吁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行事风格圭角毕露、锋芒侵人，个人生活上也是放浪形骸、不检细行，往往给他的敌对者以攻讦的口实。他曾去当时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消遣，有时闹到被妓女控告、被警察局传讯、被小报大肆渲染，成为轰动社会的丑闻。这位运笔如枪的仲甫，若没有蔡元培为他屡次三番解围，恐怕早就被赶出北大了。
难得的是，蔡元培自己是北大进德会的模范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条他绝对遵守了，但蔡元培并不以自己的道德标尺去苛求他人。蔡元培对陈独秀之爱护并不是毫无原则，而实在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后者是难得的人才、有益国家，其言论主张值得同情、支持。
能使各类学术人才兼收并蓄，并造成了一种大家和平共存、不相妨害的局面，当然还需要其他的条件。
比如，校长蔡元培处事公平、不偏不倚，使各路才俊心服口服，把彼此的不满和争辩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比如，需要这些人有较高的道德水平，能够宽容相待。宽容和包容，本身就是较高道德水平的表现。
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的脚。
被踩的人马上大叫起来“长眼睛没有，往哪儿踩呢？”
另一个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怕踩把脚放家里呀！”
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
还是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的脚。
却发生了另一幕踩人的人正要向被踩的道歉，但还没等他开口，被踩的人先和他道歉了。
还能吵起来吗？
这便是俩个地方的差异，这便是人的道德水平的差异。
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意义可不止是使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的人，能够相处在一起，不是的。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学术方面。
正是在这个“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的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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