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北京起义，据知情人介绍具体计划是以二十九日晚十时由革命党鸣炮为号。
炮响后，革命党率众即发难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诸处。袁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进攻西华门，同时命其长公子袁克定率兵三千攻取东华门。
此前，革命党人陈涛、邝摩汉、王振汉、易宣等由武昌、沈阳先后到津。邝摩汉、王振汉很快转赴北京。
陈涛，出生年于一八八四年，早年就学，后到湖北沙市，投身清军巡防营，并加入共和会。一九一一年，参加武昌起义，任某部参谋长，率部与清军多次激战。
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在直隶（今河北）发动第二次滦州起义，任前敌指挥使兼军事参谋长。后被清军包围，突围后退守昌黎。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邝摩汉，字振翎，清光绪十年十月十二日生于寻乌县留车乡黄羌村，家境贫寒，但聪明好学，成绩优异。
高小毕业，进南昌宪兵学校读书，并输送到日本深造，留学于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
清宣统三年（1911）回国，参加武昌起义，后被派到直隶发动起义，失败后投身教育事业，任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教授。
在北京期间，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五?四”运动。民国十一年加入中国，立足于教育战线，致力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民国十六年后，先后出任武汉中山大学教授，经济科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北京文化大学教务主任，南京文化学院副院长等职。
著有《黄埔丛书》、《石溪集》等书。在北京期间，培养在京求学的刘维锷、邝才诚等，引导他们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且倡导创办革命刊物——《寻乌》杂志。
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任教期间，被人投毒陷害致死，时年四十八岁。
其余诸人不详。
当晚，革命党人践汪兆铭与袁世凯之约，准时集结于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计划兵分三路进攻、东华门、西华门。
十时，准时炮响，而袁世凯所说禁卫军第四标，及其子袁克定率领的三千人只影未见。
倒是军警早就布网以待，捕去革命党李汉杰等十余人。高新华、陈雄不愿被俘而自杀。
不少人悲愤地说“袁世凯、汪兆铭果相济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
这一次很明显是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玩耍的阴谋活动。
汪精卫是其同谋还是被蒙骗，就不得而知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此事没影响汪精卫和袁世凯的关系。从哪以后，汪精卫仍全心全意的维护着袁世凯。
京(北京）津（天津）保（保定）同盟会支部负责“库藏”的女同志杜黄，曾在一次报告中道出了汪精卫地作为。
她说“本支部部长（汪精卫），固主张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帝者，彼于同志之活动，军警之联络，枪弹之购置，向不措意。库存手枪、子弹因年代久远，子弹大多不合手枪口径，所以不能用。”
支部军务部长吕超和汪精卫也有过争论，吕反对“政治手段”，指出如果“役于清帝之臣仆”（指袁世凯）接替清帝的军政大权，那就和“父死子传、兄终弟继”无异，根本不是革命。
吕超还曾制定京畿革命计划，准备联络近畿各军中他的陆军同学，发动起义，以倾覆袁世凯。
由于汪精卫的干预和反对，吕超的京畿革命计划无法实行。
武昌首义成功后，北方的革命党人，曾请求湖北方派员指导北方的革命。湖北军政府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派出胡鄂公等人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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