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姚欢与邵清到来之前，常与广州太守交游的苏轼，已多少听说，从去岁起，朝廷就通过榷货务指令市舶司，向大食番商入舶胡豆。
苏轼看着王参军用马车装来的十来棵咖啡树，直言不讳地问姚欢：“京中臣工士人，当真喜欢喝这饮子？”
姚欢心道，要开始路演啊，这活儿我上辈子就熟。
创业的锦衣是什么？是在家编故事、出门讲故事、见人卖故事。
但投资人并非傻子，远离绣花枕头烂稻草的创业是什么？是我讲的故事并非天方夜谭，有数据支撑的。
姚欢遂定了定神，启唇慢语，将上至官家内廷和辽国使团，下至七品臣僚和布衣百姓，对于胡豆饮子的接受度，以及自己竹林街饭铺每旬胡豆饮子的销售数据、冰滴壶等周边产品的销售数据，向苏轼娓娓道来。
苏轼明白了：“盐、铁、酒、茶、香药，这胡豆或可成为朝廷第六大钱袋子。怪不得子容（苏颂）致仕了，仍这般上心。姚娘子，如今京师榷货务中管此事的，是王斿？”
姚欢点头：“正是王提举。”
“唔，曾布当年引他外甥来我处求教，我还记得他的独特心性。作学问未必能独善其身，做买卖却能兼济天下，不失为国之栋梁。”
姚欢飞速地咂摸苏轼这两句话，夸王斿是个能吏，只是表象，深层的意思乃在于，再次映证，苏轼与曾布的私交相当不错。
逗留筠州时，苏辙就与邵清、姚欢说起，曾布与苏轼的友谊，其实在与自己这个亲家之上。元丰年间，苏轼曾被新党诬陷差点命丧乌台，曾布也因查办市易司一案被新党视作叛徒排挤远放，这两人颇有“流落江湖，惟公知照”的惺惺相惜之情。曾布为父母建塔祭祀，还向苏轼请求撰写《塔记》，若交情不深，曾布断不会有此举。
只听那一头，苏轼又问王参军：“广南东路，可接到转运使司公文，许可今岁的夏秋两税，允百姓都交粮米？”
王参军道：“尚未听说。”
姚欢有些纳闷地问：“百姓多交粮食，朝廷还会不要？”
苏轼苦笑道：“广府离汴京太远，漕运粮食损耗多，转运使司更愿意收钱，故而此前惠州丰收六万三千石，转运使下令将其中的两万石折成钱，充作两税。”
姚欢蹙眉：“种田者手里，哪来的现钱，都是要拿粮米去换钱。如果朝廷收税不要粮、只要钱，那广南东路各州，势必出现百姓贱卖粮食、换钱交税的情形，这样越是丰年，越会谷贱伤农。丰年所纳粮食，漕运就算来不及悉数运往北边做军粮，岭南的常平仓提举难道不出面收粮、纳入朝廷的仓平仓吗？所以，合乎常理的做法，难道不应该是，丰年允百姓纳米，歉年允百姓纳钱？怎能反过来做呢？”
言随思路走，姚欢所说的，无非出自一个后世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基本经济学常识，但在苏轼这个当世男子的眼里，年轻女子能作此分析，便是去参加科举、试作策论，也够格了。他不由对这个和自己长孙苏箪同年的小娘子，更为刮目相看。
果然，姚欢并未只停留在针砭的阶段。
“苏公，王参军，”姚欢继续道，“胡豆既能禁得住海运，应比粮米更适合漕运。胡豆成熟后，与茶相似，须费大量人力采摘、浸泡、去皮、晒豆。故而，届时应细细算一笔账，分多少惠州的人力与土地去种植胡豆，才既不动摇粮为一国之本的宗旨，又让惠州能如两浙、福建交茶税那般，交胡豆税。”
苏轼笑道：“自当如此，但首要的，是这些胡豆树，能种活。”
王参军道：“依姚娘子所言，胡豆树须静风、土厚、常有雨水的向南山坡，这罗浮山甚好。詹知州说，那就先让姚娘子来白鹤峰下，借学士新宅前已经翻整过的田地试种。”
苏轼一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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