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迨？”
苏轼的第二子？
听到沈馥之提到“苏迨”这个名字，姚欢一下子提起了精神。这么快，才穿越来半天，自己就开始接触到苏门父子的故事了？
沈馥之正起身去掩一掩窗户，以免向晚的凉风吹到姚欢的头，因而并未看到姚欢双眼中突然闪过的异色。
再回身后，沈馥之缓缓道：“今岁出了正月，扬州来人报信，沈公怕是撑不到阳春。我即刻搭船南下，所幸在扬州见到了沈公最后一面。他除了将他归隐后所写的《梦溪笔谈》的刊印本赠与我和族中其他子弟，还提到世人冤他陷害苏学士之事。沈公是将去之人，气息奄奄，却泪染前襟，观之叫人心酸。”
姚欢刚刚稍许压下的兴奋，又如林火般噌地窜了上来。
沈公，《梦溪笔谈》，原来母亲和姨母，竟然是沈括的族人！
紧接着，姚欢反应过来，姨母提到的，恰是千年后史家依然争论的一桩无头公案。
王安石熙宁变法时，当世两大才子，苏轼和沈括，苏轼反对新法，而沈括支持新法。苏轼通判杭州时，恰逢沈括由神宗皇帝安排，察访两浙。沈括向神宗辞行时，神宗让他在杭州善待苏轼。不曾想，沈括却在与苏轼交往唱酬之际，将苏轼在杭州所做的诗文上呈朝廷，告发苏轼在诗中诋毁新法，被认为是点燃“乌台诗案”导火索的第一人。
当然，上面这些，是部分史家援引《元祐补录》中的记载所得结论。不过，亦有史家指出，《元祐补录》作者王铚虽然生活在南宋高宗年间，离北宋神宗年间比较接近，但他对于细节的记录明显有疑。
沈括察访两浙是在1074年，乌台诗案发生在1079年，前后相差五年之久，怎能因为沈括曾经在杭州与苏轼相处过，就认为苏轼的诗是沈括献上并加以诋毁的呢？再者，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危急、险些丧命的政治风波，苏轼虽总的来讲是豁达潇洒的性子，但后来提起新党中欲至他于死地的人时，行文中依然能看出清晰的记忆和鲜明的恨意。然而，苏轼提到过李定、舒覃这些刀笔吏，却从未提过沈括陷害过自己。
姚欢一时之间的感慨无以言表。
一个历史爱好者，突然穿越到连史料都有争议的事件里，能身临其境地弄明白原委，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令人激动呢！
姚欢咂摸着姨母的言外之音，这么说来，莫说是后世，便在当今，沈括也是一定程度上背负了污名？
人们为何这么做？是否因为数年前的宋夏“永乐城之战”中，沈括对宋军的全面溃败负有责任。
沈括这样一个未能如期引发大宋官民战胜者狂欢的臣子，便会在其他方面也被尽情地抹黑，从而满足成为一个成色更足、骂起来更爽的出气筒？
只听姨母沈馥之又道：“我从扬州带回来的，不止《梦溪笔谈》，也不止沈公的辩诬自语，还有苏学士元祐年间写给沈公的信，信中可看出，先帝驾崩、苏学士重回京城复职后，看到朝中重新当权的旧党，与当年王党中的卑劣者竟如出一辙，不免黯然。沈公恐他西去后，此信又落入不堪之人手中，却也舍不得烧去，便托我带回汴京，亲自送到苏公次子苏迨府上。”
“姨母，为何不送到苏公手里？”姚欢脱口而出地问道。
沈馥之一愣：“苏公去岁就被贬去惠州了。”
姚欢赶紧装傻充愣地“哦”一声。
没有百度真是太难了，一个穿越者处处容易说错话。
沈馥之想的却是，外甥女到底是个闺中少女，岂会如她这般天天迎来送往、消息灵通地知晓京城大事。因而，她倒也并未对姚欢这份糊涂，更多地表示出诧异。
沈馥之说了一番来龙去脉，意思很清楚，因枢相曾布与宰相章惇政见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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