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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路。
这是一处临街的三层房子。
谢若男拎着稍显破旧的木箱，跟在陶青同志的身边。
陶青瞥了一眼这位女同志手中的木箱，他是一个心细的人，刚才他伸手要接过谢若男手中的木箱，女同志下意识的避开了，陶青便没有再坚持。
上了二楼。
陶青指着左侧的房间说道，“那间是我们的卧室。”
说着，他唯恐女同志误会，赶紧解释说道，“你睡床，我可以打地铺。”
谢若男有些害羞，点了点头。
“重点是三楼的杂物房，必须要确保那里的安全。”陶青说道。
谢若男小声问，“电台在三楼？”
陶青立刻表情变得严肃，“记住了，绝对不能再提到类似于‘电台’这样的字眼，哪怕是私下里也要尽量避免。”
他看着谢若男，继续解释说道，“我们要避免因为养成了习惯而说漏嘴的可能。”
“明白了。”谢若男点点头。
她是能够虚心接受批评的人。
陶青看了谢若男一眼，他不确定谢若男是否将他的提醒和叮嘱听进去、牢记在心中了，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时刻注意，多提点谢若男，以尽最大可能避免出现纰漏的可能。
事实上，对于组织上安排了一名队伍上下来的女同志当自己的搭档，陶青并不太认可。
这并非他对于队伍上的同志有偏见。
相反，陶青自己本就是红色武装走出来的秘密战线上的同志，他对于队伍上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但是，正是因为自己同样是从队伍上出身的，他才更加清楚一名红色队伍走出来的同志想要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秘密战线同志是多么的困难。
两年前的时候，彭与鸥同志抵达延州，经彭与鸥同志的建议，组织上派遣红色电台高级干部陶青辗转来到上海开展电报工作。
初到上海后的陶青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为党组织工作”的紧张状态中。
房靖桦同志在同陶青同志会面之后，认为出于隐蔽战线的需要以及对于陶青自身安全的考虑，组织上应该留出一些时间让陶青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能有一个“熟悉并且融入”的过程。
当时，陶青对此是不太理解的。
房靖桦同志便微笑着，从陶青同志的言行举止，乃至是一些细微的动作加以剖析，最终令陶青心服口服的接受‘改造’：
陶青是经历过长征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他的身上有红色部队中长期生活战斗的经历。
在房靖桦这样的有着丰富隐蔽战线工作经验的同志们看来，陶青身上所时刻体现出的这些从红色部队中带来的优秀品质，这固然是好的，令人敬佩的，但是，却同时也是非常容易让他在城市地下工作中暴露身份的。
譬如说，陶青见到有权有势、欺压百姓的恶人，他会表露出厌恶和愤慨的情绪。
而见到了贫苦的民众，便会毫不犹豫地康慨解囊，一开始的时候，陶青经常是外出归来的时候已经身无分文，他甚至多次饿着肚子，以便省下来的饭钱给小乞丐买御寒的衣物。
很显然，这样的高贵品质是极易引起某些有心人的怀疑的。
故而，房靖桦认为陶青必须有一个熟悉环境的时间，他给陶青布置了一个任务，必须改头换面，成为一个精致利己的小市民。
于是乎，陶青便一步步的试着改变自己——
他没有再留平头，而是开始蓄发，开始习惯用发乳将头发打理的油光锃亮，开始穿干干净净的长衫，有时候还会西装革履，皮鞋擦拭的明亮。
譬如说现在，陶青是一身笔挺的西装，脚上是黑色的皮鞋，鼻梁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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