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赵匡胤在禁军的人事安排、组织编制和部署等方面，都作了重大的调整。
据《长编》卷2记载：建隆二年的一个晚上，赵匡胤把曾经帮助他夺取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请来喝酒，对他们说，自己当了皇帝后整天提心吊胆，还不如作节度使快乐。
石守信等人说，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如果你们手下人贪图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想不干也不行呀!
石守信等人领会赵匡胤的意思，大为震惊，次日即称病，主动要求解除军职。
赵匡胤答应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同他们结成儿女亲家，说这样就可以使
“君臣之间，两无猜疑”，赵匡胤就把石守信等人调到外地去当节度使，脱离他们原来掌握的军队，这就是有名的
“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在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军权之后，提拔了一批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当禁军将领。
但就是对这些人也严加控制，处处防范。同时，赵匡胤还取消了殿前都点检和殿前副都点检这两个职务，由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率领禁军，合称
“三衙”，互不统属。禁军从此没有统帅，将领分别听命于皇帝本人。
“三衙”长官都指挥使之下，各设副指挥使，都虞候，副都虞候各一员。
真宗时，废除侍卫两司的都虞候之职。南宋时，殿前司掌管殿前各班、直和步、骑各指挥的名籍，侍卫亲军马、步军司分掌马军、步军各指挥的名籍。
并负责属下军队的管理、训练、戍守、升补、赏罚等政令。
“三衙”与枢密使所掌之兵权不同：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统兵之重;三衙有统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
三司是北宋前期最高财政机构，号称
“计省”。唐末税法混乱，田赋、丁税的收入无法维持王朝的庞大费用，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铁和度支。
五代后唐明宗始设盐铁、度支和户部
“三司”，宋初沿之。三司的职权是总管全国各地之贡赋和国家的财政。
长官是三司使，其权位之重，与执政无殊，号称
“计相”。《宋史、职官志二》说：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
“计省”，位亚执政，目为
“计相”。三司之副长官为三司副使。宋太宗时，罢三司使，另设盐铁、度支、户都三使。
真宗时，又罢三使，重设三司使一员，另设盐铁副使、度支副使和户部副使。
盐铁之下设七案，即兵案、胄案、商税案、都盐案、茶案、铁案、设案等，掌管全国矿冶、茶、盐、商税、河渠和军器等。
度支之下设八案：赏给案、钱帛案、粮料案、常平案、发运案、骑案、斛斗案、百官案，掌管全国财赋之数。
户部之下设五案：户税案、上供案、修造案、曲案、衣粮案，掌管全国户口、两税、酒税等事。
三司的附属机构，据《宋史·职官志二》载，有磨勘司、都主辖收支司、拘收司、都理欠司、都凭由司、开折司、发放司、勾凿司、催驱司、受事司等。
由此可见三司职权之广泛，与事务之殷繁。北宋前期，全国财政支出大部分依靠三司，三司实际上取代了尚书省的许多职务。
元丰改革官制时虽废三司仍归户部、工部管辖，其中胄案改置军器监，这些改革似较合理。
但是财用大计毕竟不是户部所能尽办，因此，北宋末期又有总领财赋官及经总制使以别掌之。
北宋前期，中书门下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政，三者鼎足而立，彼此不相知，而大权集中于皇帝一身。
神宗改制后，宰相实际上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兼任枢密使，又兼管部分军政。
这样，宰相重新握有民政、财政和部分军政之权。监察机构宋代监察机关，沿袭唐制，中央设御史台，下设三院，《宋史·职官志四》说：“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御史台设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名义上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但宋初不除正员，只作为加官，授予其他官员。
检校官带宪衔的，有检校御史大夫。元丰改官制后，一并除去。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御史台的真正长官，称为台长;副长官是侍御史知杂事。
御史官的职掌是
“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小官，都在御史监察弹劾之列。
官阶低而任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者，称
“监察御史里行”。此外，还设推官二员，专管审理刑事案件。三院御史上疏言事，评论朝政或弹劾官员，按规定必须先向中丞报告。
仁宗时，刘筠任中丞后，御史言事就不必请示本台长官了。地方官的监察，由通判负责。
同时，皇帝还经常派遣转运使、按察使、观察使到各地去监察，这些都属于外任御史。
转运使本来是管理财政的，但也兼任监察官吏。南宋时，地方监司官职权加重，安抚使称帅臣，宰相外出巡事时，虽说是典州，亦必兼此职。
后来在安抚使之上设宣抚、制置二使，不领州而位在诸路帅臣之上，成为一路之长官。
开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开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声。宋代的御史官人数没有定制，可多可少，随皇帝意旨而定，除御史中丞较固定外，其他御史可随时增减。
宋代的谏官称为司谏、正言。谏官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实际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职。
最终便混同御史，专司监察官吏。按规定，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称为
“月课”。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点情况就向皇帝报告，不必是否有据，当时称为
“风闻弹人”。若奏弹不实，谏官不必受到惩罚。如果御史台的谏官上任后百日之内无所纠弹，则罢作外官或罚
“辱台钱”。这种规定更助长了御史滥用弹劾权。例如宋神宗时御史唐垌，曾面弹王安石，胡说一通，但神宗也不加责怪。
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牵制，无可奈何。按规定，台谏官不能由与宰相有关系的人来担当，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荐，因此，台谏官与宰相的关系极为紧张。
当时人说宰相与御史台是敌对的营垒，互相仇视。御史官在宋代以前与台谏官分开，宋代实际上合二为一，主要用以监察官员，看其是否忠于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于职守。
虽然历代均如此，但宋代尤为突出。宋代随着专.制皇权的加强，谏官对皇帝的过失更不敢有所规劝，因而谏官与御史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弹劾官员为责，这种变化导致了后来台谏的合流。
由上所述，宋代中枢机构的行政、军事、财政、监察这四种大权分得十分清楚，而总之于皇帝。
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日趋严密，甚至达到
“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的程度。九寺：指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寺。
北宋前期，虽然保留了九寺的名位，但大部分已成闲官，而另外委派朝官以上一员或二员兼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