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你的字里有黄河。你的字里有黄土。你的字里有咱俩。”
方卫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河生，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你说有黄河，就是有黄河。你说有黄土，就是有黄土。你说有咱俩，就是有咱俩。我信你。”
“嗯。”
“河生，大暑了，夏天热了。”
“热了。”
“你多喝水，别中暑。你那个人，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天热不知道喝水，天冷不知道加衣服。你嫂子骂你，你听着。她不骂了，你也不听了。你那个人，谁的话都不听。”
“听你的。”
“听我的？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我说你别抽烟，你抽。我说你别喝酒，你喝。我说你别熬夜，你熬。你听过我哪一句？”
河生没有接话。
方卫国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河生，你说咱俩这辈子，值不值？”
“值。你问多少遍都是值。”
“我也觉得值。你造了航母，我写了航母。咱俩这辈子，没白活。现在溪溪也写了，电影也上映了，咱俩坐在台下一起看了。值了。”
“值了。”
大暑的第三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老家的邮戳。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照片上是枣树，枝头的小枣又大了一圈，青青的，硬邦邦的，有些已经开始泛红了，在深绿色的叶子中间像一颗颗红绿相间的宝石。大哥站在枣树下，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笑得很开心。他的牙齿又掉了一颗，门牙旁边的黑洞还在，可他笑得更开了，一点都不遮掩。
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河生，枣红了。你啥时候回来？枣红了，你也该回来了。”
河生把那几行字看了很久。大哥不识字，这信是请人代写的。可那些话，是大哥自己的。大哥不会说“枣红了”这样的话，大哥只会说“能吃”。可代写的人替他说了，说得比他自己还好。河生把照片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每天都能看到，每天都能看到大哥站在枣树下的样子。
晚上，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哥，枣红了？”“红了。你啥时候回来？”“等天凉快了就回去。天太热了，坐车不舒服。等过了采，可河生记了一辈子。从十七岁记到五十七岁，记了整整四十年。
大暑的第七天，河生收到了陈溪从北京寄来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方卫国，坐在他北京的书房里，背后是一面墙的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他写的那些书——《大河之子》《大河奔流》《大河入海》《大河归海》《大河远航》《大河之根》《大河之魂》《大河之源》《大河之梦》《大河新航》《大河笔记》……十几本，从薄到厚，从新到旧，从封面鲜艳到书脊褪色。
方卫国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对着镜头笑。
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黄土地，可他笑得开心。
照片背面是陈溪的字迹：“爸，方叔叔说他想您了。他说等凉快了就来上海看您。他说他写不动了，可是他又写了一本新书，叫《大暑笔记》，已经印出来了，给您寄了一本。他说这本书可能是他最后一本书了。他说他写够了。”
河生看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他把照片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每天都能看到，每天都能看到方卫国坐在书桌前写字的样子。那间书房他去过，不大，到处堆着书，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方卫国不让他收拾，说收拾了就找不着东西了。
大暑的第八天，河生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方卫国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可还是带着笑。
“卫国，照片收到了。”
“收到了就好。我老了，不好看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多了，像个干瘪的老头。你别看了，看了难受。”
“不难受。好看。你年轻时候好看，老了也好看。你坐在书桌前写字的样子，最好看。”
方卫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河生，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你说好看，就是好看。你说我坐在书桌前写字的样子最好看，就是最好看。我信你。”
“嗯。”
“河生，大暑了，夏天快过完了。”
“快过完了。”
“日子过得真快。咱俩认识那年，也是大暑。1985年，大暑，咱俩在黄河边跑步。你跑不过我，我每次都等你。你喘得跟牛似的，我笑你。你不服气，说下次一定要超过我。你一次也没超过。你一辈子没超过我。”
“你腿长。我腿短。我跑不过你。”
“你腿短，可你走得远。你从黄河边走到上海，从上海走到航母上，从航母上走到全世界。你走得比我远。”
河生没有说话。方卫国也没有说话。两个老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河生，你在听吗？”
“在听。”
“你怎么不说话了？跟你说话，跟对着一堵墙说话一样。”
“墙不会答应你。我会。”
方卫国在电话那头笑了。“你说过这句话。上次说过。上上次也说过。上上上次也说过。你说过好多遍了。”
“我记着呢。你每次说，我都记着。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
大暑的第九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老家的邮戳。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照片上是枣树，枝头的小枣红了大半，红彤彤的，亮晶晶的，在深绿色的叶子中间像一颗颗红玛瑙。大哥站在枣树下，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笑得很开心。他的牙齿又掉了一颗，门牙旁边的黑洞还在，可他笑得更开了，一点都不遮掩。
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河生，枣红了。我给你留着。你啥时候回来？”
河生把那几行字看了很久。大哥不识字，这信是请人代写的。可那些话，是大哥自己的。大哥不会说“红彤彤的，亮晶晶的”这样的话，大哥只会说“红了”。可代写的人替他说了，说得比他自己还好。他把照片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每天都能看到，每天都能看到大哥站在枣树下的样子，看到那棵比他年纪还大的老枣树，枝头挂满了红彤彤的枣。
晚上，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
“哥，枣红了？”
“红了。我给你留着。你啥时候回来？树上的枣不多了，鸟天天来吃，你再不回来，就让鸟吃光了。”
“鸟吃就鸟吃。它们也活了一夏天了，该尝尝甜的了。”
大哥在电话那头笑了。“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过日子。枣是留着给你吃的，不是给鸟吃的。鸟有虫子吃，不用吃枣。”
“鸟吃几颗，不碍事。”
“碍事。鸟吃一颗，你就少吃一颗。你少吃一颗，我就少一颗。”
河生的眼泪流了下来。
“哥，等过了八月十五，我就回去看你。”
“好。我等你。枣红了，我给你留着。”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石榴树，小小的果子又大了一圈，青青的，泛着红晕。大暑快过完了，立秋快来了。夏天快过完了，可他心里还是热的。德顺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不是从铜铃里，是从记忆深处，从黄河边，从那个回不去的夏天——“河生，你去吧，去远一点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