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叫陈河生。你说你叫方卫国，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你那时候话少，我问一句你答一句，跟挤牙膏似的。我心想这人怎么这么闷。”
“你现在不嫌我闷了？”
“嫌。嫌了一辈子，也跟你做了一辈子朋友。”
河生笑了。方卫国也笑了。两个人笑得很轻，怕吵醒屋里的人。
“河生，你的字呢？给我看看。”
河生站起来，走进书房，把那沓宣纸拿出来，一张一张地铺在茶几上。方卫国戴上老花镜，一张一张地看。他看得很慢，每一张都看好几遍。
“这个‘永’字写得好。周老师要是在，一定高兴。他让你练‘永’字练了多久？”
“一年。他说‘永’字有八种笔画，练好了‘永’字，什么字都会写了。”
“你练了一年，练成了？”
“没有。周老师说还差得远。”
方卫国笑了。“周老师这个人，一辈子不满意。对自己不满意，对别人也不满意。可他满意你。他说你是他最好的学生。”
“他说过？”
“说过。他跟我说过。他说河生这孩子，有天赋，肯下功夫，将来一定能有出息。他让我多帮你。”
河生的眼眶湿了。“周老师帮我了。他帮了我一辈子。他走了，他的字还在。他的笔还在。他教我的那些东西，我记了一辈子。”
方卫国拍了拍他的肩膀。“河生，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你说记了一辈子，就是记了一辈子。我信你。”
夜深了，方卫国住在陈溪以前的房间里。林雨燕换了新床单，新被子，枕头拍得软软的。方卫国坐在床边，看着墙上陈溪小时候的照片，笑了。河生站在门口，看着他。
“卫国，早点睡。”
“睡不着。咱俩再说会儿话。”
河生走进来，坐在床边。两个人像年轻时一样，并排坐着，看着窗外的月亮。
“河生，你说咱俩这辈子，值不值？”
“值。你问多少遍都是值。”
“我也觉得值。你造了航母，我写了航母。咱俩这辈子，没白活。”
“没白活。”
方卫国沉默了一会儿。“河生，溪溪的电影我看了三遍。每一遍都哭。”
“你哭什么？”
“哭你。哭你这一辈子不容易。哭你妈。哭你大哥。哭德顺爷。哭那些走了的人。他们走了，可他们还在电影里。还在你的书里。还在我的书里。还在溪溪的书里。”
河生没有说话。方卫国也没有说话。两个人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缺了一块，可还是很亮。
寒露的第二天，河生带着方卫国去了船厂。第六艘航母停靠在码头上，灰色的船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方卫国站在码头上仰头看着那艘巨舰，看了很久。
“河生，这就是第六艘？”
“对。第六艘。十万吨级，核动力，电磁弹射，全电推进。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母之一。”
“好大。比我想的还大。”
“大。从船头走到船尾要十几分钟。”
方卫国拄着拐杖，慢慢地走。河生扶着他。两个人沿着码头走了一小段，方卫国走不动了，在岸边的石阶上坐下来。
“河生，你这一辈子值了。造了这么多航母，保卫了国家。”
“值了。”河生在他旁边坐下来。
方卫国看着那艘航母，沉默了一会儿。“河生，你说它叫什么名字？”
“还没定。有人说叫‘上海舰’，有人说叫‘浙江舰’。还没定。”
“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它在，国家就安全。”
河生点了点头。
从船厂回来，方卫国累了，躺在床上睡了一觉。河生坐在客厅里，翻看方卫国写的那本《寒露笔记》。方卫国在扉页上写着：“河生，这是我今年秋天写的随笔，集起来印了几本，送你一本。不是什么正经书，就是写着玩。你闲着没事翻翻。寒露了，天冷了，多穿点衣服。你那个人，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
河生翻开第一页，方卫国写的是寒露。“寒露，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寒露，遍地冷露。露水冷了，冬天快来了。我小时候不怕冷，冬天在雪地里跑，棉鞋湿了也不怕。现在怕了。老了，骨头脆了，怕摔。河生，你也是。你腿不好，走路慢点。别急。你一辈子不急，老了更不用急。”
河生看着这段话，眼眶有些湿。他把那本小册子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
下午，方卫国醒了。他坐在阳台上喝茶，河生坐在他旁边。两个人看着远处的黄浦江，江面上的船来来往往。
“河生，你啥时候回老家？”
“等过了八月十五，就回去。”
“你大哥一个人在家，你回去陪陪他。”
“嗯。”
“你替我给大哥带个好。说我方卫国问他好。说他种的枣甜，说我吃了。他寄的枣，我吃了。甜。”
“好。”
方卫国看着远处的江。“河生，你说咱俩还能见几面？”
河生看着他。“你想见几面就几面。”
“我老了，走不动了。这次来上海，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以后你来看我。你来北京，我请你吃饭。我儿子做菜不好吃，可他做菜比我强。他做的红烧肉，比你嫂子做的差远了。可他能做。我老了，做不动了。他替我做了。”
河生的眼泪流了下来。“卫国，你别说这种话。”
“不说了。说点高兴的。溪溪的电影什么时候下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