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2月7日，大雪。
清晨，河生醒来时，窗外的天还没有亮透。
大雪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时节之一，天总是黑得早、亮得晚。
他侧过头，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日历——大雪了。
冬天的第三个节气。
他轻轻起身，没有惊动林雨燕，光着脚踩在木地板上，凉意从脚底漫上来，像踩在雪地里。
他走到阳台上，大雪的风已经硬了，吹在脸上像冷刀子。
梧桐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一层白霜，在晨光中闪着细碎的银光。
墙角那棵石榴树沉默着，枝头还挂着最后一颗干瘪的果子，被霜打得发黑，可它就是不掉。
花坛里的土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硌脚。
母亲说过，大雪不封地，不过三五日。
大雪节气前后，土地就要冻实了。
黄河边的土地，一到冬天就冻得像铁板，锄头刨下去只留下一道白印子。
河生想起小时候，大雪这天，母亲会把他冬天穿的棉袄翻出来，放在院子里晒。
棉袄是旧的，棉花已经板结了，可母亲舍不得扔，总是说“还能穿，再穿一年”
。
她穿着那件旧棉袄，过了许多冬天。
河生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回屋换了一身衣服。穿上了林雨燕给他买的那件厚棉袄，深蓝色的，很暖和。把铜铃从抽屉里拿出来，放进贴身的口袋里。铜铃冰凉冰凉的，贴着胸口，很快就暖了。大雪了，方卫国该打电话来了。每个节气，他都打，风雨无阻。
上午，河生去了菜市场。
大雪了，林雨燕说要吃萝卜。
这是北方的风俗，大雪吃萝卜，清肺化痰。
他在北方长大，这习惯也跟着他搬到了上海。
菜市场里人不多，天太冷了，大家都不爱出门。
卖萝卜的是个中年男人，手上裂着口子，脸冻得通红。
河生挑了几根白萝卜，又买了排骨、葱、姜。
白萝卜胖墩墩的，表皮上还带着泥，一看就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
付了钱，提着东西往回走。
街上的人缩着脖子，匆匆忙忙的。
他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走得不快不慢。
回到家，林雨燕正在厨房里忙活。
锅里的水烧开了，她把排骨焯了一下，捞出过凉水，放进砂锅里，加上葱姜，倒满水，放在灶上慢慢炖。
等排骨炖烂了，再把萝卜切块放进去。
满屋子都是排骨汤的香味。
“回来了？”她头也没回。
“嗯。买了萝卜。”
“放那吧。大雪了，该喝萝卜汤了。”
河生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砂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她的脸被蒸汽蒙住了，模模糊糊的。她老了，可她还是那个在灶台前忙活的人。一层一层地码白菜，一针一线地织毛衣，一碗一碗地盛汤。他想起母亲也这样，在灶台前忙活了一辈子。她们的背影不一样，可她们做的事是一样的。做饭，洗衣，带孩子，等丈夫回家。现在河生不用等了，他天天在家。可母亲等的人，再也没回来过。
下午，方卫国的电话来了。
“河生，大雪了。”
“大雪了。”
“你喝萝卜汤了吗？”
“喝了。你嫂子炖的。你喝了吗？”
“喝了。儿子炖的，不好喝。萝卜切得太大了，排骨炖得太烂了。你嫂子炖的肯定好喝，她手艺好。”
“那你来上海喝。”
“好。等明年春天，我去。你等着我。”
“好。我等你。”
方卫国在电话那头咳嗽了几声，咳得很厉害，停不下来。河生握着手机，没有说话。他等方卫国咳完，等了好一会儿。咳嗽声终于停了，方卫国的喘息声粗粗的，像拉风箱。
“卫国，你感冒了？”
“没有。老毛病。嗓子不舒服。”
“你去看医生。别拖着。”
“看了。医生说没事，就是老了。嗓子也老了。什么都会老。嗓子老，眼睛老，腿老，心老。可我的心没老。我还在写，还在改，还在给溪溪的书提意见。我的心比我的嗓子年轻。”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你比我强。我比你年轻，可我的心比你老。我退休了，不造船了，不写字了，天天在家闲着。你还在写，还在改。”
方卫国没有说话。两个老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河生听着方卫国的呼吸声，粗粗的，像拉风箱。方卫国听着河生的呼吸声，也粗粗的，像拉风箱。两个人都不年轻了，可谁也舍不得先放下电话。
大雪的第二天，河生收到了方卫国从北京寄来的一个包裹。包裹不大，牛皮纸包着，缠了好几道胶带。他拆开，里面是一幅字，方卫国写的，裱好了，卷在画筒里。河生展开那幅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大雪”。落款是“卫国，时年六十有四”。河生把那幅字看了很久，把它挂在书房墙上，旁边是周老师送他的那幅“天道酬勤”。方卫国的字和周老师的字并排挂在一起，一个端庄，一个洒脱。
下午，河生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