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通，但善意是相通的。
哈立德走到一个华人店铺前。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正颤巍巍地收拾被砸坏的柜台——可能是溃退的荷兰士兵干的。
“老人家，需要帮忙吗？”哈立德用生硬的汉语问——他学了一点，但只会简单几句。
老人抬头，看到一群阿拉伯军人，吓了一跳。
“别怕。”哈立德示意士兵们后退，自己蹲下来，“我们是兰芳军队，来帮你们的。”
“兰……兰芳？”老人的眼睛瞪大了，“你们是……兰芳的军队？”
“对。”哈立德指着自己胸口的徽章，“看，这是兰芳的国旗。”
老人盯着徽章看了很久，突然老泪纵横。
“回来了……真的回来了……”他抓住哈立德的手，手在颤抖，“四十四年啊……我们等了四十四年啊……”
他转身朝屋里喊：“老婆子！快出来！兰芳的军队来了！真的来了！”
一个老妇人走出来，看到这情景，也哭了。
很快，周围聚拢了更多华人居民。他们看着这些阿拉伯面孔的士兵，眼神从最初的警惕，变成好奇，再变成感激。
一个中年男人用汉语问哈立德：“你们……不是华人？”
“我是阿拉伯人。”哈立德用英语回答，然后指向身后的士兵，“他们也是。但我们都是兰芳的军人。”
“阿拉伯人……为什么帮我们？”
哈立德想了想，用最简单的英语说：“因为兰芳是我们的国家。你们是我们的同胞。”
这句话被一个懂英语的华人翻译出来。人群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欢呼。
“同胞！他们说我们是同胞！”
“兰芳是所有民族的国家！”
“谢谢！谢谢你们！”
有人拿来食物和饮水，硬塞给士兵们。有人找来懂阿拉伯语的华侨——很少，但真有。更多人只是站在那儿，流泪，鼓掌。
哈立德回到士兵们身边。
“看到答案了吗？”他问。
士兵们点头。很多人眼眶也红了。
“记住这种感觉。”哈立德说，“这就是我们打仗的意义：不是为了征服，是为了保护。不是为了掠夺，是为了回家——回我们共同的家。”
这时，一个通讯兵跑过来：“师长！指挥部紧急通知！王伯老先生要在总厅旧址发表讲话，要求所有部队组织人员收听！广播频率是……”
消息迅速传开。
上午十一点，坤甸的许多角落，士兵和居民都围在收音机旁——那是兰芳军队带来的野战广播系统。
沙沙的电流声后，一个苍老但坚定的声音响起：
“坤甸的父老乡亲们，我是王顺发的儿子，王伯……”
讲话开始了。
在总厅废墟前，在军营操场上，在街头巷尾，那个等待了四十四年的声音，终于传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914年6月26日，迪拜大统领办公室。
窗外是波斯湾典型的夏日午后——天空蓝得刺眼，阳光把港口的钢铁结构烤得发烫，热浪让远处的景物微微扭曲。但办公室里，空调系统维持着22度的恒定温度，只有换气扇低沉的嗡鸣声证明机器在运转。
陈峰坐在宽大的橡木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着三份报告。
第一份来自婆罗洲，是王文武亲笔写的进度汇报：“截至6月25日，兰芳行政机构已在坤甸、山口洋、三发等七个主要城镇全面运转。户籍登记完成率82%，土地清丈完成率65%。第五、第六阿拉伯师完成对内陆地区的扫荡，残余荷兰抵抗力量已基本肃清。第一、第二师正在整训新组建的婆罗洲民兵师，预计武推门进来。他从婆罗洲回来一周了，皮肤晒黑了不少，眼角的皱纹更深了，但精神很好。
“大统领，英国领事霍华德和法国领事杜邦请求紧急约见。”王文武的语气有些无奈，“这已经是本月第三次了。”
“这次是什么理由？”
“说是‘关于婆罗洲局势的最新发展’。”王文武顿了顿，“但我猜，他们可能听到了风声。”
“什么风声？”
“德国领事穆勒昨天去了趟新加坡，今天刚回来。霍华德在机场有眼线，肯定知道了。”
陈峰放下茶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橡木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
“看来德国人也坐不住了。”他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港口方向。那里，那艘俾斯麦级战列舰静静停泊着，深灰色的舰身在烈日下像座钢铁山峦。“让他们半小时后过来。通知周铁山也来，坐记录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