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那门还在冒烟的九二式步兵炮时，他停了一下。炮组正在清理炮膛，准备转移。一个炮手看到他，点点头。
“谢了。”松本说。
“应该的。”炮手回答，“这炮不错，打得准，转移也方便。就是炮弹少了点，每人只带了二十发。”
松本继续往前走。身后的战场上，枪炮声还在继续，但已经渐渐远去。奥古斯托夫森林地区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而他所在的分队，已经几乎打光了。
他摸了摸口袋，里面有小野的护身符，还有大岛临死前看他的最后一眼。
战争还在继续，死亡还在继续。而他们这些士兵，只是这场巨大绞肉机中的一粒粒血肉，被投入，被碾碎，然后被遗忘。
松本抬起头，灰暗的天空开始飘雪。雪花落在他脸上，冰凉，像泪水。
东普鲁士，因斯特堡，第8集团军司令部。
会议室里的空气混合着雪茄烟雾、旧皮革和纸张的味道。长条桌上铺着一张巨大的马祖里湖区作战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和箭头。电灯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投下昏黄的光，让每个人的脸都显得疲惫而苍老。
埃里希·鲁登道夫站在地图前，手里拿着一支细长的指示棒。这位四十九岁的德军总参谋长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眼神锐利得像手术刀。他的军装熨烫得一丝不苟，但眼下的黑眼圈透露着连续数日不眠的痕迹。
“奥古斯托夫围歼战，于2月21日16时正式结束。”鲁登道夫的声音平淡，没有胜利的喜悦，像是在念一份工程报告，“俄军第20军主力被歼灭，确认俘虏军官247人，士兵8万6千余人。缴获火炮132门，机枪87挺，步枪……”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手中的文件：“步枪数量还在统计，估计超过4万支。”
围坐在桌边的德军高级军官们低声议论起来。坐在主位的保罗·冯·兴登堡微微点头，这位六十七岁的老将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但眼睛依然清澈。他用粗壮的手指敲了敲桌面：
“我们的损失？”
“德军伤亡约2万1千人，其中阵亡4300人，重伤6700人，其余为轻伤。”鲁登道夫回答，“此外……”
他转向地图的另一侧，那里用黄色标注着日军的部署位置。
“樱花国派遣军四个师团，总伤亡约2万5千人。具体明细：第3师团损失6300人，第7师团5800人，第9师团6700人，第11师团6200人。”
会议室安静了片刻。
“四分之一。”坐在兴登堡左手边的赫尔曼·冯·艾希霍恩上将缓缓开口，“十万人的部队，一战损失四分之一。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次大规模战役。”
艾希霍恩是第10集团军司令，也是这次迂回包抄作战的主要指挥官。他今年五十九岁，身材瘦高，总喜欢在思考时用手指捻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
“他们的表现如何？”兴登堡问，目光转向鲁登道夫。
鲁登道夫从桌上拿起另一份厚厚的报告：“这是各部队的战斗评估汇总。总体来说……”
他翻到某一页，开始念：
“樱花国士兵个体战斗力评价：A级。表现为：极高的战场纪律性，对命令的绝对服从，极强的忍耐力（在零下二十度环境中持续作战超过48小时），以及……近乎狂热的进攻意志。”
“狂热？”一位炮兵将军挑眉。
“是的。”鲁登道夫抬头，“评估报告中多次提到，日军士兵在弹药耗尽或阵地被突破时，会主动发起刺刀冲锋，即使明知是自杀性攻击。这种‘玉碎’精神，给俄军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震慑。”
“但代价呢？”艾希霍恩冷冷地说，“这种冲锋让他们的伤亡率远高于正常水平。我们在报告里看到，一个日军大队在防御战中，面对俄军一个营的进攻，本该固守待援，却选择全员冲锋反击，最终几乎全灭。”
鲁登道夫点头：“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战术上的僵化。日军军官似乎被灌输了一种观念：进攻永远是最好的防御，哪怕在战术上不合理。他们在旅顺和奉天就是这样打仗的，十年过去了，一点没变。”
“装备方面？”兴登堡问。
“参差不齐。”鲁登道夫翻到下一页，“他们的步枪是自带的，三件夹，从里面抽出几张照片分发给众人。照片上是一些扭曲变形的金属零件。
“这是损坏的‘歪脖子机枪’枪机组件。材料分析显示，关键部件使用的钢材质量低于德国标准，热处理工艺也有问题。在持续射击后容易变形卡死。”
“还有他们的步兵炮。”鲁登道夫又拿出另一张照片，上面是一门短管火炮，“九二式，70毫米口径，很轻，两个人就能拖着走。射程只有2.8公里，但精度不错。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