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白天秘书报告的一件事：一个姓松尾的老人，在神田区的居酒屋里说，他儿子死了，他拿到了三百日元。
就是这个松尾健一吧。
西园寺拿起笔，在便签上写下一行字：“查询松尾健一家庭情况，如有困难，特批额外补助。”
然后他犹豫了一下，把这行字划掉了。
不能开这个先例。如果给了一个家庭特殊照顾，其他家庭也会要求。而国家没有那么多钱。
他撕掉便签，扔进废纸篓。
窗外传来钟声，午夜了。
西园寺继续工作。他需要在明早的内阁会议前，审阅完所有文件，做出所有决定。
决定哪些人去死，哪些人活下去。
决定这个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
长崎港的清晨，雾很浓。
松本浩二站在码头上，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景象。两个月前，他在这里登上去欧洲的船。现在他回来了，但分队十三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回来。
他的左臂吊着绷带——在奥古斯托夫战役最后阶段的防御战中，被弹片划伤的。伤势不重，但足以让他被列为“轻伤员”，随第一批轮换船只回国休养。
实际上，他知道上级让他回来的另一个原因：作为“战斗英雄”，回国宣传。
过去一周，他接受了三次采访，两次授勋仪式（获得了一枚金鵄勋章和一枚德国铁十字勋章），还被安排到陆军学校做了一次报告，讲述“帝人在欧洲的英勇战斗”。
他讲了，但隐瞒了大部分真相。他没讲河原的机枪卡弹，没讲小野胸口中弹时的表情，没讲大岛被刺刀捅穿腹部的惨状，没讲山田军曹被压在房梁下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告诉我的女儿，爸爸回不去了。”
他只讲胜利，讲日军的勇敢，讲德国人的赞赏。
而现在，他又站在长崎港。这次不是出发，是……送别？
不，不是送别。是见证。
见证第二批四个师团，十万士兵，登船前往欧洲。
码头上人山人海。士兵、军官、家属、记者、官员，还有好奇的市民。气氛与两个月前截然不同。那时候是压抑、悲伤、困惑。现在是……一种奇怪的亢奋。
军乐队在演奏《陆军进行曲》，节奏明快。记者们挤在警戒线前，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军官们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满勋章，对着镜头微笑。
松本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吉田少佐，他在陆军学校做报告时认识的年轻军官。吉田正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的采访。
“……是的，我很荣幸能率领部队前往欧洲。首批派遣军的英勇战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将继承他们的精神，为帝国争取更大的荣耀！”
记者问：“您不害怕吗？听说那里的战斗很残酷。”
吉田挺直腰板：“作为帝人，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且我们有先进的装备，有德国盟友的配合，有首批战友的经验。我们有信心取得更大的胜利！”
周围响起掌声。几个士兵家属围上来，请求吉田签名。
松本转过头，不想再看。他沿着码头边缘慢慢走，远离喧嚣的中心。
在一个相对安静的泊位，他看到了正在登船的部队。士兵们排着队走上舷梯，表情各异：有的兴奋，有的紧张，有的麻木。
一个年轻的士兵——看起来不超过十，有日文，还有一些是兰芳的汉字。
一个箱子在吊运过程中歪了一下，差点掉下来。下面的工人大声喊叫，起重机操作员赶紧调整。
箱子最终平稳落地，但侧面裂开了一道缝。松本看到里面的东西——是机枪弹斗，兰芳制造的，和河原用的那种一模一样。
“喂！那边那个伤员！过来帮个忙！”
一个工头模样的人朝松本喊道。松本走过去。
“帮我把这个箱子扶正，重新绑一下。”工头递给他一捆绳子。
松本用没受伤的右手帮忙。在捆绑时，他看清了箱子上的标记：“十一年式轻机枪改进型（散热增强版），兰芳兵工厂制造，1915年2月。”
改进型。兰芳人说的武器改进型，已经生产出来了。
“这东西好用吗？”工头随口问，一边用力拉紧绳子。
松本想起河原的脸，想起那挺机枪卡弹时河原的咒骂，想起机枪过热冒烟时河原用雪去冷却烫伤的手。
“比旧型号好一点。”他最终说，“但还是会卡弹，还是会过热。”
工头笑了：“反正不是我们用，管他呢。绑紧了就行。”
箱子重新吊起，稳稳地升上船。松本抬头看着它，想着这些弹斗会送到哪个机枪手手里，想着那个机枪手会不会像河原一样，在关键时刻遇到卡弹，然后死在敌人的子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