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唐宁街10号，1916年7月30日上午9时
雨水敲打着首相府邸黑漆大门上的狮头铜环，连绵不绝的七月阴雨让伦敦的街道泛着湿漉漉的铅灰色反光。然而此刻，内阁会议室里的气氛比窗外的天空更加阴沉。
长条橡木桌旁坐着十二个人。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坐在主位，双手交叠放在深绿色丝绒桌布上。他的左侧依次是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陆军大臣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勋爵、海军大臣阿瑟·贝尔福；右侧则是财政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殖民地大臣等内阁核心成员。
空气里弥漫着雪茄烟雾、陈旧纸张和男人体味混合的浑浊气息。墙壁上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画在吊灯照射下显得目光严厉，仿佛在审视这群决定帝国命运的人。
“先生们。”阿斯奎斯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木板，“我们开始吧。格雷爵士，请先通报情况。”
爱德华·格雷爵士站起身。这位五十四岁的外交大臣有着典型的英国绅士面容——修剪整齐的灰白胡须，深邃的眼窝，永远微微皱起的眉头。但今天，那眉头皱得几乎连在了一起。
他拿起桌上的文件夹，却没有打开，只是用那双疲惫的蓝眼睛扫视全场。
“过去七十二小时，我们收到了三份相互印证的情报。”格雷的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冰锥一样尖锐，“第一份来自军情五处驻巴黎联络站。7月26日，凡尔登前线法军第二集团军俘虏了四名穿着德军M1916野战服的亚洲士兵。经审讯，他们供认自己来自樱花国第三师团第六联队。”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骚动。印度事务大臣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被格雷抬手制止了。
“第二份情报来自我们在瑞士的中立国观察员。”格雷继续道，“7月27日至28日，至少件夹里抽出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沿着桌面推给基奇纳勋爵。照片上，几个穿着德军制服但身材明显矮小的士兵正在水龙头旁接水，侧脸轮廓确实是亚洲人。
基奇纳勋爵拿起照片，眯起眼睛看了几秒，然后重重地将照片摔在桌上。
“第三份，”
格雷的声音终于带上了一丝压抑不住的怒气，“来自我们潜伏在柏林财政部的高级线人。
6月15日，德意志帝国财政部向一个代号‘东方合作账户’的海外户头转账了件夹，抽出最后一份文件：“今天凌晨，索姆河前线传回确认战报。
在阿尔贝镇以南的B5防区，澳大利亚第五师遭遇了极其顽强的抵抗。
敌军穿着德军制服，但大量使用步兵冲锋和白刃战战术，与我军在堑壕内进行了惨烈的肉搏。
战后清理战场时发现，阵亡敌军士兵中，超过七成是亚洲面孔。
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身份文件，但部分尸体怀中有樱花国护身符和家人的日语照片。”
他停顿了足足十秒钟，让这些信息在每个人脑中消化。
“先生们，”格雷的声音突然提高，“结论显而易见：樱花国，这个在1902年与我们签署《英日同盟条约》、在1905年得到我们支持赢得对俄战争、在名义上仍然是我们盟友的国家，已经将其至少包里取出一份厚厚的报告，“——我正要通报另一件事。这件事，可能比樱花国部队更严重。”
会议室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贝尔福。
“7月19日，威廉港。”贝尔福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重锤，“德国海军举行了一场盛大仪式，欢迎两艘新战列舰入列。皇帝威廉二世亲自出席，并将这两艘战舰命名为‘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
“新战列舰？”阿斯奎斯皱眉，“德国人的造船厂不是都被我们监视着吗？他们哪里来的……”
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他看到了贝尔福推过来的照片。
那是两张航拍照片，明显是从高空侦察机上拍摄的，有些模糊，但足够清晰。照片上，两艘庞大的战舰停泊在威廉港深水码头，修长的舰体、紧凑的上层建筑、四座双联装主炮塔……
“上帝啊。”殖民地大臣低声惊呼。
“根据侦察机飞行员目测和比例测算，”贝尔福继续说，声音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冷静，“这两艘战舰的排水量至少在四万吨以上，甚至可能达到五万吨。主炮口径估计380毫米以上，舰体设计……完全超越了我们现在所有的无畏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