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兰芳的货轮，今天它将满载“货物”启航。只是这“货物”，是五千个活生生的人。
“快点！上船！”樱花官用生硬的朝鲜语吼着，皮鞭在空中抽出脆响。
队伍缓慢移动。有人摔倒，立即被拖起来继续走。有人哭喊，被宪兵用枪托砸在背上，闷哼一声闭嘴。大多数人麻木地走着，眼神空洞，像已经死了。
人群中，一个叫金顺植的年轻人死死攥着拳头。他今年十九岁，原本在平让一家米店做学徒，三天前在街上被宪兵抓走，塞进火车运到仁川。没人告诉他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只说“皇军需要劳工，去海外做工，有饭吃有工钱”。
但他不傻。看看这阵势，看看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看看这艘明显不是客轮的货船——这绝不是去做工。
“阿西巴……”旁边一个中年人低声咒骂，“这是要把我们卖到哪儿去？”
“听说去樱花国。”有人小声说。
“放屁！去樱花国用这样？我看是去……”
话没说完，一鞭子抽下来。那人的脸顿时皮开肉绽，惨叫着倒地。
“不准说话！排队上船！”军官恶狠狠地吼道。
金顺植低下头，咬着嘴唇。他想起了家里的母亲和妹妹。父亲去年在矿上死了，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如果他也死了……
“姓名！年龄！籍贯！”登船口，一个樱花国文官机械地登记。
金顺植报上信息。文官头也不抬：“按手印。”
一份文件推过来，上面密密麻麻的日文，他一个字也不认识。
“这……这是什么？”
“劳务合同。按了手印，你就是自愿出国务工，受法律保护。”文官不耐烦地说，“快点！”
保护？金顺植看着周围那些宪兵，看着那黑洞洞的枪口。这算哪门子保护？
但他还是按了手印。红色的指印落在纸上，像一滴血。
然后他被推上舷梯。货轮的货舱里，原本装货的空间被改造成了“住宿区”——其实就是三层通铺，每层高不到一米，人要爬进去，躺下就不能翻身。空气污浊，弥漫着霉味和汗臭味。
五千人，塞进这个原本设计装三千吨货物的船舱。
金顺植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底层，靠舱壁。他刚爬进去，后面的人就挤了进来，几乎把他压扁。
“让让！让让！”
“没地方了！”
“我要吐了……”
混乱，哭喊，咒骂。但很快，货舱门“咣当”一声关上，锁死。世界陷入黑暗，只有几个通风口透进微弱的光。
引擎启动，船身震动。
他们要出发了，去往未知的命运。
货舱里，有人开始哭泣，有人开始祈祷，有人呆呆地望着黑暗。
金顺植摸着口袋，那里有母亲偷偷塞给他的一个护身符——一块绣着平安符的破布。他紧紧攥着，闭上眼睛。
船驶出仁川港，驶向大海。
而在同一时间，东京的樱田门外，西园寺公望正坐上前往皇宫的轿车。他要去向天蝗陛下汇报，汇报那份刚刚签署的协议，汇报那三十五万“劳务人员”，汇报帝国如何用别人的命，换自己的生存。
轿车经过银座，经过那些已经开始营业的商店，经过那些匆匆赶路的市民。
一切如常。
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个清晨，一艘满载五千个年轻生命的货轮，正驶向死亡的航程。
更没有人知道，这样的航程，还会有七十次。
三十五万人，七十艘船，驶向欧洲，驶向战场，驶向坟墓。
这就是生意。
这就是战争。
这就是……弱者的命运。
西园寺望着窗外，忽然想起陈峰在婆罗洲说的最后一句话：
“首相，记住：心软的人，不适合玩政治。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在肮脏的选项里，选一个相对干净的。”
他闭上眼睛。
也许陈峰是对的。
伦敦，陆军部作战室，同一时间，下午两点。
墙上巨大的欧洲地图前，基奇纳勋爵和西线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上将相对而立。两人都脸色铁青，因为桌上摆着一份他们最不想看到的文件：索姆河战役第三阶段伤亡统计。
“开战两个半月，总伤亡：四十二万包里抽出几张模糊的照片：“前线侦察兵拍的。9月18日，康布雷附近，德军防线后方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车辆。履带式，有装甲，外形不像我们见过的任何装备。”
照片在桌上摊开。虽然像素粗糙，但能看出菱形的车体，倾斜的前装甲，炮塔的轮廓……
基奇纳的心沉了下去。陈峰卖给德国人的坦克，已经到前线了。
“数量？”他问。
“目前只发现三辆，在测试。但根据情报，德国人在科隆附近的工厂正在全力生产，目标是在年底前装备至少一个装甲营——三十到四十辆。”
“我们的马克Ⅰ型呢？”
“首批五十辆已经投入战斗。”黑格脸色更难看了，“但问题很多。时速只有六公里，比步兵步行还慢。装甲只能抵挡步枪子弹，遇到机枪或小口径炮就会被打穿。最糟糕的是机械可靠性——五十辆投入战斗，第一天就有十八辆抛锚，七辆掉进堑壕里出不来。”
他深吸一口气：“相比之下，德国人那种……看起来更先进。”
作战室里死一般寂静。窗外的伦敦在下雨，雨点敲打着玻璃，像在敲丧钟。
“首相的决策是对的。”基奇纳最终打破沉默，“我们必须从次要战线抽调兵力，集中到西线。如果不能在冬季前取得突破，明年春天……德国人可能会用这些新装备发动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