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2月31日，深夜。
陈峰站在新建成的“华埠”三号住宅区的中央广场上。这里半年前还是一片荒地，现在矗立着十二栋四层砖混楼房，每栋住着六十四户人家。广场中央立着一根旗杆，黄龙旗在夜风中轻轻飘扬。
广场上聚集了上千人。有刚下班的工人，有放学回家的孩子，有摆摊卖夜宵的小贩，还有像陈峰这样，只是想来感受气氛的人。
今天是除夕。
不是农历新年，是公历的新年前夜。兰芳采用了公历作为官方历法，这是一个象征——他们是一个现代国家，不属于清朝，也不属于任何旧时代。
“十！九！——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潮汕话——最终汇合成同一个词：
“三！二！一！”
“新年快乐！”
（海皮牛呀）
欢呼声爆发出来。有人抛帽子，有人拥抱身边的人，孩子们兴奋地尖叫。广场角落的一支小乐队开始演奏，是改良版的《茉莉花》——旋律被加快了，加入了西洋乐器的和声，听起来既熟悉又陌生。
陈峰没有加入欢呼。他只是站着，看着。王伯站在他身后半步，老人今天特意穿了件新做的棉袍，但还是在外面套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旧马褂。
“少爷，又一年了。”王伯说。
“是啊，又一年。”陈峰看着欢呼的人群，“1909年……我们交付了交流，有时夹杂着手势，但笑得很开心。
“他们的父母可能还不太会彼此的语言，”王伯说，“但孩子们已经玩到一起了。”
陈峰感到胸口涌起一股暖流。那是比交付战舰、比建成船坞更深的满足感。
因为战舰会老旧，船坞会破损，但孩子们的笑声，会一代代传下去。
“走吧。”他说，“我们回行政楼。明天还有新年会议。”
两人离开广场，走向停在街角的汽车。路上经过一排新开的店铺——裁缝店、杂货铺、药店、甚至一家小书店。店铺都还亮着灯，有些店主在门口贴春联，虽然离农历春节还有一个月，但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老板，新年好啊！”一个店主看见陈峰，主动打招呼。他没有认出这是大统领，只当是个普通的过路人。
“新年好。”陈峰微笑回应，“生意怎么样？”
“好得很！这个月卖了二十台缝纫机，都是咱们自己厂造的！”店主自豪地说，“以前都从德国进口，现在不用了！”
陈峰点点头。民用工业也在起步了。缝纫机、自行车、钟表、简单的家电……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产品，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东西。
坐进车里时，陈峰最后看了一眼广场。狂欢还在继续，音乐还在飘扬，孩子们还在奔跑。
这是他们在沙漠中建造的绿洲。不，不止是绿洲——是家园，是希望，是种子。
“开车吧。”他对司机说。
车缓缓启动，驶向行政楼。路上，陈峰忽然说：“王伯，明年……1910年。该开始准备‘南洋计划’的前期工作了。”
王伯的身体微微一震。他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那是兰芳存在的终极意义。
“少爷，是不是……太早了？”
“不早了。”陈峰看着窗外掠过的灯火，“三年准备，三年实施。1913年，我们要迈出回家的第一步。”
“第一步去哪里？”
“新加坡。”陈峰说得很肯定，“那里有三十万华人，有世界第三大港口，有英国人的基地。我们要去那里建立第一个海外据点，不是用武力，是用贸易，用文化，用影响力。”
王伯快速思考着这个计划的含义。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华人占多数。如果能在那里站稳脚跟，就等于在回家的路上建立了第一个中转站。
“需要多少资金？”他问。
“至少五百万英镑。用于建立商行、学校、医院、船运公司。我们要让新加坡的华人知道，有一个叫兰芳的国家，在等着他们回家。”
“但英国人不会坐视不管。”
“所以需要技巧。”陈峰说，“不是硬闯，是渗透。用商业合作的名义，用文化交流的借口，一点一点地进去。等到英国人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在那里扎根了。”
车停在行政楼前。陈峰没有立刻下车，他坐着，看着楼里亮着的灯火。很多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有人在加班，有人在准备新年的工作。
这些人，信任他，跟着他，把未来押在他身上。
他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王伯，”他最后说，“新年快乐。”
“少爷也新年快乐。”王伯说，声音有些哽咽，“老朽会一直陪着您，直到咱们回家那天。”
陈峰拍拍老人的手，然后推门下车。
寒风扑面而来，带着沙漠夜晚特有的凛冽。但他不觉得冷，因为心里有一团火。
一团烧了三年，还会继续烧下去的火。
他走进行政楼。电梯上行，停在顶层。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的脚步声在回荡。
推开办公室的门，桌上已经摆好了明天的会议文件。第一份文件的标题是：《1910-1913年南洋拓展计划（草案）》。
他坐下，翻开文件。第一页是地图，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再到南海，最后到婆罗洲。一条红线标出了规划的路线。
路很长。但再长，也要走。
因为路的尽头，是家。
窗外传来远处广场上隐约的歌声。人们在唱一首老歌，歌词听不清，但旋律是欢快的，充满希望的。
陈峰放下文件，走到窗前。他看见迪拜港的万千灯火，看见船坞区的探照灯光柱，看见更远处沙漠中贝都因部落的篝火。
红色身份证，蓝色身份证。
华人，阿拉伯人。
造船的，放牧的，教书的，看病的。
所有人，都在为同一个未来努力。